含著湯匙長大的一代已經面臨生兒育女的現實問題，但種種因素似乎都導致他們在生育問題上抱持謹慎態度
郭鋒是烏魯木齊一家超市連鎖店的店長，生於1980年，是80後的老字輩，7月5日剛剛過完自己28歲的生日。
10年前，為了實現自己的老板夢，郭鋒離開故鄉——河南省固始縣，開始了四處漂泊的生涯。10年間，他當過保安，開過花店，倒過建材，足跡遍布三分之一個中國。去年，郭鋒決定在烏魯木齊買房定居，過穩定的生活，然而股市泡沫的破滅讓他之前的辛苦全部歸零。不得已，郭鋒又開始籌劃新的漂泊。他就像一顆蒲公英種子，隨風飛揚，風停到哪裡，就落在哪裡，然而總是無法落地生根。
流動的一代
讓郭鋒感到安慰的是，在自己最困頓的時候，女友茹蘭一直不離不棄地跟著自己。茹蘭比郭鋒小3歲，是他的工友兼同鄉，兩個人在一起已經有3年。郭鋒的父母一直催他們早日結婚生子，但郭鋒並不著急。“我知道，28歲是個尴尬的年紀。事業還沒起色，生活也不穩定，即便結了婚、生了孩子，也沒法給他提供富足的生活，還是等等再看吧。”郭鋒說。
然而，他的不婚主義無意中卻影響了兩個弟弟的終身大事。在郭鋒故鄉，哥哥未婚，弟弟不能搶先。郭鋒雖然覺得這個規矩有點可笑，無奈父母就是不肯破這個例。所以弟弟們仍然在打光棍。
郭鋒和其他八零後一樣，是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一代。跟父輩相比，他們更富於流動性，更少發“何處是吾鄉”的感慨。對他們而言，哪裡有機會，哪裡就是故鄉。
如今，他們已經成為流動人口的主力軍。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流動人口的生育率要低於在籍人口的生育率。小品《超生游擊隊》所描述的情景，與現實並不完全相符。一方面，流動延長了夫妻的分居時間，降低了生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流動中的人們始終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這種不穩定降低了他們的生育意願。
值得注意的是，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正悄然改變著中國的生育文化。改革開放催生的海量人口遷徙，不僅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也動搖了基於傳統社會結構之上的部分觀念。傳宗接代、多子多福的生育觀正在日益式微。生育不再是家族行為，而是小家庭的個體化行為。
《新世紀周刊》聯合網絡所做的調查顯示，在八零後人群中，有46.1%的人因為自己喜歡而考慮要孩子。特別是那些從農村走出來的八零後，遠離家庭意味著父母的力量鞭長莫及，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去實現個人價值，而不是生養孩子。
漫長的成長期
中國古代，男子滿20歲、女子滿15歲就算成年。弱冠、及笄意味著童年時代的結束，社會生活的開始。然而對於八零後，這兩種人生狀態似乎始終糾纏在一起。一方面，他們是今日中國的勞動大軍的主力，比父輩更適應商業社會的游戲規則。另一方面，他們是長不大的彼得潘，渴望永遠生活在烏有之鄉裡。
默默是北京一家網站的編輯，老公還在學校讀研。雖然已經結婚兩年，但兩個人還沒有自己的房子。老公住校，默默則在單位旁租了個小單間，平日裡聚少離多，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小聚兩日。
雖然畢業已經兩年了，但默默在打扮上仍然喜歡向學妹看齊。總是留著一頭很卡哇伊的小魔女發型。默默說，自己的心理年齡比實際年齡起碼小5歲。小時候，她就是家裡的公主，上大學又有男朋友寵著，所以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小孩。
畢業後，生活變成了生存，默默不得不為自己的一日三餐打拼，這讓習慣了被寵愛的她很不適應。默默坦言，她並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每天要做的就是不斷地復制粘貼，還有時不時的加班。默默覺得自己並不適合成年人的生活，與其說自己是個大人，不如說自己在扮演大人的角色。
默默說，她很喜歡孩子，但是從沒想過要孩子。因為一旦懷孕，就意味著一個女人的青春結束了，她將不再是家庭的中心，而要為另一個人承擔義務。所以她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再玩幾年，等30歲之後再考慮生育問題。
研究表明，人群中有25％的人有非常突出的“裝嫩”心理，其中男人的“裝嫩”周期是8年，女人比男人還能“裝”，一般是10-12年。調查顯示，在要不要孩子的問題上，有15.1%的八零後認為“自己還是個孩子，不成熟”，所以也談不上要孩子。在七零後人群中，只有7.1%的調查對象選擇了這一項。
壓力影響生育
當然，並不是所有八零後都想在孩子的世界裡晃一輩子。到了一定年紀，延續自己DNA的生物本能總會起作用。但是個人主觀因素是一方面，環境客觀因素是另一方面。有時候，後者要比前者更起作用。
今年6月20日，一篇名為《疲憊的中國，加班現象蔓延，每年60萬過勞死》的報道讓人們見識了龐大的過勞人群。2006年，華為員工胡新民的猝死宣告過勞八零後時代的到來。根據翰德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上海目前有42%的員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無獨有偶，上海社會科學院在同一天公布的“上海市員工工作倦怠現狀”調查顯示，40%的員工對工作表示倦怠。可以想見，在北京、上海這樣生存壓力極高的大都市，苦苦求生存的八零後很難有心思考慮生兒育女。
此外，經濟因素也影響著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新世紀周刊》聯合網絡所做的調查顯示，生存成本較高的華北、華東、華南地區，年輕人生育意願明顯低於其他地區。在不想要孩子的理由這個問題上，29.2%的八零後認為自己的經濟基礎不行，養不起孩子。有25.8%的七零後選擇同一項。在收入問題上，年薪2萬到4萬人群的生育意願是最低的，而收入、地位較有保障的政府官員和私營企業主在生育問題上則顯得更為灑脫。顯然，公司職員這一群體集中了絕大多數八零後勞動者，他們的年薪大部分在2萬到4萬之間徘徊。
2008年，中國的經濟走向充滿變數，高漲的CPI，股市、房市神話的次第破滅讓剛剛走上社會的八零後摸不清頭腦。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對象表示，自己已經因為經濟原因推遲了原來的生育計劃。看來，在自己沒有認清世界之前，教育下一代的工作還是先放一放吧。
社保也是八零後必須考慮的問題。中國高校招生從1698年起進入了大躍進時代，8年間招生人數增加5倍，超過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對高校畢業生的接納能力。為了擠進就業大門，許多剛畢業的學生不得不在單位應該提供的福利上作出妥協，許多勞動合同上連最基本的三險一金都沒有。
即便走運，公司在社保問題上不玩太極，社保還是充滿了變數。以五險一金為例，目前在全國范圍內還沒實現聯網。這就導致一個問題，如果想要跨省跳槽，如何把之前繳納的錢轉出來就很麻煩。這對於流動性大、薪水又非常少的八零後而言，顯然是個不利因素。
看來，這似乎並不是個適合生兒育女的年代。在種種不確定因素面前，八零後們不得不在生兒育女問題抱謹慎態度。新世紀周刊
正方
要。不管什麼時期，孩子對於每個幸福家庭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況且每個家庭把孩子看作家族的延續。
反方
不要。現在社會的家庭生活壓力太大，在沒有寬松條件的情況下，撫養孩子會造成更大的負擔。
低生育時代的困惑
中國人口生育率已經降到低水平，城市人口生育率更是降到極低。
“可愛的公民，請你們提高覺悟，給祖國多生孩子吧！”一些政府已經向他們的國民發出誠懇請求，人口萎縮開始讓這些國家感到擔憂。
20世紀80年代，就有一些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下稱“生育率”）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下稱“更替水平”）以下，而且這種狀況不斷蔓延到越來越多的國家。1697年，全球已有51個國家和地區、44％的人口處於低生育水平，而現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低於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會中。
當然對於中國來說，人們擔憂的仍是人口太多。
然而，中國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這個事實，早已悄悄地發生，並且已持續近20年，只是至今仍舊很少進入公眾視野。
中國生育率早已降到低水平
“中國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早已是確立的事實。”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衛說，1692年中國生育率調查結果首次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後的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調查都顯示生育率處於1.5以下，屬於“很低生育率”，並正在接近“極低生育率”。
在其他國家，低生育率走勢一經發現，往往會震動政府和公眾，引起高度關注。但在中國，情況卻很不一樣，盡管統計上的“很低生育率”已經持續近20年，但一直未引起足夠的關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都認為數據水分太大，中國實際生育率被嚴重低估。
中國自1690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計生數字和官員政績掛上鉤，從此漏報、瞞報數量劇增，數據質量越來越差。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不僅國際社會不信任中國的計生數據，就連中國人自己也被搞得雲裡霧裡，“不知道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不知道中國准確的生育率，只能靠估計。”陳衛說。
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是，全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33，然而2006年國家計生委做的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調查，得到的結果是，2005年生育率為1.74。兩個全國性調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達到0.4之多，這為判斷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霧。
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認為，瞞報和低報的情況在現實中確實存在，但按照一般規律，即使當年存在出生漏報，後來的調查，尤其是人口普查，應當能夠推算出真實的生育率。然而現實是後期的調查不但沒有大幅修正，反而一再肯定以往調查得到的低生育率。“可見漏報對統計結果不存在實質性、全局性的影響。”他說，中國總和生育率低於1.5的可能性很大。
對於中國實際總和生育率，還有幾種估計可供參考：聯合國人口司最近出版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7》提供的2004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4，美國人口咨詢局出版《2007世界人口數據表》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6，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估計是1.6-1.7。
這些數字有一個共同指向，中國生育率確已降到了低水平。郭志剛說：“如果中國生育率繼續保持在這一水平，在並不很遙遠的未來，中國人口會以平均每30年減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城市生育率極低
“世界上的極低生育率最早發生在中國的城市地區。”陳衛說，很低和極低生育率在中國的城市地區，尤其是大城市，已有20多年了。
根據歷次生育率調查，中國城市地區在1974年總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1979年降到1.5以下，1984年以來（除1989-1690年）降到了1.3以下。
在中國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不僅很早就達到了極低生育率，而且和香港、澳門一起，成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690年達到極低生育率，2000年以來總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以下。
陳衛說，在過去的30多年裡，西方和東亞的一些國家實現了從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極低生育率的轉變。與其他極低生育率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地區從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極低生育率的轉變更為迅速。
中國城市地區的這一轉變僅用了10年時間，而西班牙、德國、俄羅斯、日本則分別用去13年、32年、31年和46年。
上海是中國最早開始人口轉變的地區，也是目前中國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區之一。1693年，上海人口自然變動就出現了負增長，進入21世紀，上海戶籍女性人口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穩定在0.8左右，達到了意大利人口學家Antonio Golini在1698年計算出的，一個人口規模足夠大的人口總和生育率所能達到的最低極限值：0.7-0.8。
中國城市地區生育率極低，除了長期以來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外，陳衛認為，經濟、社會發展是更加重要的原因。“特別是90年代以後，政策原因的重要性越來越削弱，而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因越來越加強了。”
他說，城市地區的經濟發展、生活方式變化、婦女受教育程度提高、職業結構的改變，城市地區的婚姻市場變化、生活和工作的風險，年輕人對新生活目標和生活品質的追求，以及養育子女成本的增加等，都促使人們推遲婚育，少生孩子。
《新世紀周刊》聯合網絡的調查顯示，在那些不想要孩子的調查者中，多數人是因為“經濟基礎不行，養不起”，“養孩子太累”。還有人自填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怕孩子壓力大，女性單方面承受太多，居住環境差，活著是受罪等。
而推遲婚育的一個結果有可能是，當你想要孩子的時候，卻發現生育能力下降了，甚至不能生育了。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美國不孕率為10%～5%，歐洲的不孕率則達到20%，中國的不孕不育率由過去的1%-3％上升到目前的5%-8％，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現代社會中環境變化，社會節奏加快，社會競爭加劇，增大了人們的生理和心理壓力，都對生育有一定的影響。
一般來說，生育率下降會帶來人口數量的減少。但有趣的是，中國城市地區的生育率在長期處於極低的狀態下，總人口數還在不斷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比如上海，2007年戶籍人口1378.86萬，自然增長率為負數，但常住人口仍以3.04‰的速度在增長，原因在於這座城市還有660萬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不僅帶來了城市人口的增長，也對城市地區的極低生育率有所貢獻。”陳衛說。
很長時間以來，一提到城市流動人口，人們就會想起“超生游擊隊”。“但20多年來，流動人口生育率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它構成了中國城市生育率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陳衛說，他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遷移與生育率的關系發現，1690年，流動人口生育率顯然顯著低於來源地農村人口，但明顯高於目的地城市人口，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卻證實，與農村和城市人口相比，城市外來人口成為生育率最低的群體。
“大量流動人口不在移入城市生孩子，比如高校女大學生，她們為城市人口生育率的計算只貢獻了分母，而沒有貢獻分子。”陳衛說，同時大量外來人口的進入，對城市人口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緩解了人口老齡化進程，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後果很嚴重
按照國際通行的老齡化標准，上海是中國最早進入老年型社會的城市，時間是1979年。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上海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上海戶籍人口的20.8％，5個上海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80歲以上高齡人口占戶籍人口的3.6％。
“上海本地勞動力總量正在接近峰值。”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彭希哲發現，2007年度上海市戶籍人口中的勞動適齡人口已經開始出現負增長。“如果沒有重大的戶籍等制度改革，上海本地勞動力供應總量將開始減少，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也在不斷上升，年輕勞動力的數量和比例都在下降。”他說。
人口結構老化和勞動力短缺，是生育率下降帶來的最直接的人口學後果。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講座教授王豐說，目前，中國有高達1億多作為經濟發展主力的流動人口，同時也有1.4億60歲以上的老人。而這兩個人口群的規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變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輕人組成的流動人口群體將不斷縮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規模在日趨擴大。
他推算，僅5年後，也即從2013年開始，新進入勞動力市場人口（20～24歲）的規模將開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內，也即至2023年，達到這個年齡組的人口規模比2013年時的要小1/4以上。“而這個年齡組的勞動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創造力的人群。這個人群規模大幅度縮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遠大於一般性勞動力規模縮小的影響。”
王豐說，長時間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將導致對養老與醫療健康體系的挑戰，影響整體勞動生產率與整個經濟的競爭性。當撫養負擔日趨加重時，人口老化也影響到代際關系，甚至社會的整合與民族的興衰。
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性別比失調幾乎成為東亞國家特有的現象。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陳衛說，在西方國家，低生育率並不會導致性別比失調，但在東亞國家，兩者是有因果關系的。“原因是性別選擇。”他說，在東亞文化中，男性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被認為要比女性高，因此在只想生一個孩子的情況下，很多人會通過性別選擇來生男孩。
而性別比失調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婚姻擠壓，即婚齡男子找不到對象，由此又會產生許多社會問題，比如單身未婚者的生理心理健康問題、性犯罪、非婚生育與私生子問題、獨身者養老、社會穩定問題。50年代，中國台灣地區的男性婚姻擠壓曾導致了大量“老兵人口”的養老問題、“山地社會”童養媳問題、離婚率上升問題和當時台灣社會風氣墮落等。
生育率下降也會帶來家庭結構的變化。在獨生子女政策下，產生了所謂的“四二一”家庭結構，即一個子輩、兩個父輩、四個祖輩這樣的倒金字塔結構。陳衛說，雖然未來嚴格意義上的“四二一”家庭結構在多大規模內出現，還是個疑問，但家庭子女數趨少，人口壽命延長卻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意味著子女負擔父輩和祖輩的養老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四二一”的家庭結構為獨生子女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成長環境。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說，這種環境的本質特點是沒有兄弟姐妹，缺少手足之情。“沒有親兄弟姐妹之間的游戲，兒童會缺少很多重要的心理體驗，比如成就感、挫折感、信任感，而這些對於兒童健康人格的形成不可或缺。”他說，缺少手足之情的童年，幸福感會大打折扣。
陳衛說，關注極低生育率的嚴重後果，就需要盡早進行理論研究和制度准備。一些極低生育率的歐洲國家出現的人口負增長和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警示。“由於人口發展具有周期性、人口問題具有長期性，把握不好低生育率的‘度’，將會導致難以逆轉的長期後果。”
目前，中國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已經制定了總和生育率為1.8的目標。在政策上，除了河南外，雙獨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但是對於放開生二胎的社會呼聲，國家計生委強調穩定低生育水平。陳衛說，這是因為中國目前的低生育率還不穩定，放開後可能會反彈。
“以後人口政策調整的方向是，不論是不是獨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這樣既有利於人口協調，也有利於經濟長遠發展。”陳衛估計，這個政策已經不遠了，大概在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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